黄培云的无悔人生

网上有关“黄培云的无悔人生”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黄培云的无悔人生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88岁的赵新那老人膝上摊开着几本厚厚的硬皮画册，那是她为老伴黄培云精心制作的生日卡片——其实说人生纪念簿也许更准确——这些用心挑选出来的照片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按顺序贴在大16开的册子内页。每一张照片都记录着一段时光，这些被凝固的画面连缀起来，便构成了主人公的个人史。

《黄培云院士口述传记》作者郑艳以此为访谈的切入点，追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粉末冶金学科奠基人黄培云丰富而厚重的人生历程，希冀发现一个人、一个学科、一个时代之间的关联与逻辑。

赵新那老人嗓门高而且亮，指着一张照片能讲上老半天。94岁的黄培云先生坐在对面的沙发上，他的耳朵不好使了，但从他飘向远方的目光中，能明显感觉到，他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

“我一生参与完成两件大事，一件是艰苦建校，一件是粉末冶金学科建设。”经历过四处迁徙的少年时代、参加过由闻一多等教授率领的西南联大步行团、通过清华庚款留学选拔考试赴美攻读博士学位……对于走过很远的路、看过很多风景的黄培云来说，应国家之需回国受聘担任武汉大学矿冶系主任，参与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大学前身）创建，致力于开拓我国粉末冶金学科建设并为国家培养急需人才，这是他人生的重要篇章。

“很多人说我回来傻，我也听惯了，不在乎。嘴长在别人身上，让别人去说吧。我自己认为不傻。”在国困民穷的年代选择回国，许多人不解，对于别人的议论，黄培云的回答带着他特有的执拗。赵新那记得，学校为黄培云庆祝70岁生日时，“培云说，我从来没有后悔回来过”。

朝花夕拾，亲切而温暖。郑艳从黄先生娓娓道来的人生故事中，感受着由丰厚学养、丰富阅历带来的雅达散淡。走进黄培云院士九十余载的悠长岁月，我们得以探寻一段令人难忘的风云际会，得以从一个个被还原的历史细节中，发现一个人、一个学科、一个时代之间的关联与逻辑。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巍然中央……”2008年4月27日，是清华大学97华诞纪念日，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重聚校园，深情地唱起清华老校歌。他们是已毕业70年的十级校友，最年轻的也有91岁了。再见同窗，黄培云的思绪回到了上世纪30年代的清华园，在那里，他学到了太多太多。

黄培云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是清华大学由留美预备学校改为大学后的第十班，所以称为十级。

“教学方针是通才教育，各院系都比较重视基础又各有侧重。我记得很清楚，入清华第一节上的是数学课，老师是郑桐荪。”物理吴有训、化学张子高、国文俞平伯、英文吴可读……对于这些教基础课的名教授，黄培云如数家珍，“老师们都以能够在清华教基础课为很大的荣誉”。后来黄培云才知道郑桐荪在数学界非常有名，而且是陈省身的老师兼岳父。“郑老师是个文理兼通的学者，业余时间研究清史，还写了很多诗。因此，他也要求学生基础要宽。”黄培云至今记得他的话：“窄的基础很难变成高高的尖尖的东西，不稳定就容易倒下来。把基础弄得很宽，很扎实，你的学问才能够做下去。”

第一堂数学课给了黄培云很大的影响。

黄培云学生时代的记忆印证着清华“清新、活泼、民主、向上”的校风。

恶作剧、运动、出汗，每个时代的青春都是这样充满活力和趣味吧。黄培云躲过了新生入学时必须通过的一项叫做“拖尸”（Toss）的清华传统仪式，但对“斗牛”印象颇深。“斗牛”是清华学生自创的打篮球方式，就是打球时愿意参加哪边就参加哪边，打着打着觉得这边不好，可以转而加入对方反击原来的一方，对人数没有限制。这种自由的游戏成为清华的黄昏一景，当一天的课程结束，学生们跑到体育馆尽情地挥洒汗水，场面好不热闹。

清华重视体育是出了名的，黄培云读书时体育部主任是马约翰先生，他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那时，清华有一套“体力测验及格标准”，如爬绳、100米跑步、跳远、游泳等，一项不及格便不能毕业。“我们那时候被要求‘横渡’泳池，25米，不爱运动的我几乎是连扒带抓游过去的。”说起当年“糗事”，黄培云自己也忍俊不禁。

亲历了“一二·九”和其后的“一二·一六”运动，黄培云深深感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只是个梦想，“七七事变”的枪炮声打破了校园的宁静。1937年9月，教育部正式下令，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0月，黄培云跟随1600多名来自三校的师生到达长沙。

在国共合作刚刚开始、全民抗战热情高涨的背景下，张治中、陈独秀、徐特立等社会名流来校进行的讲演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那一阶段的课堂既有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等名教授各具特色的授课，也有不时传来的日军轰炸机警报声。

武汉失守后，长沙的局势愈发紧张。1938年2月，教育部决定将学校从长沙搬到昆明。当时国内交通极不发达，只好分三路赴昆。身体条件较好的学生由教授任领队组成“湘滇黔旅行团”，沿湘黔公路步行进入云南。黄培云跟着同在清华读书的二哥黄培熙参加了步行团，被选为小分队队长。

“早上军号一吹，我们就卷被子，匆匆吃完饭便往前走。我们穿着**的制服，罩着黑色的棉大衣。因为经常下雨，每天都得带一把雨伞。还得带一个饭盒装午饭，背一个军用水壶以防口渴。”黄培云和许多同学都有写日记的习惯，每天睡前把当天的见闻记下来。这样的记录使这段经历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的记忆里，但这本珍贵的日记在“文革”期间被抄走了。

1938年2月19日由长沙出发，沿公路经常德、沅陵、芷江、晃县进贵州省，经玉屏、镇远、贵阳、安顺、镇宁、普安进云南省，经沾益、曲靖，4月28日到昆明，共行69日，全程1670公里。在漫长而艰苦的旅途中，黄培云和同伴们以张骞通西域、玄奘游天竺、郑和下西洋自比，克服了重重困难，使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磨砺。

长沙临时大学迁昆明后正式定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每当哼唱起西南联大校歌中的这一句，于风雨之途求学的感怀便涌上黄培云心头。在他心里，西南联大最值得怀念的是其自由宽容的学风，让老师和学生凝聚在一起的是师生共同的爱国情怀。忆及那段难忘的步行经历，他说：“它不但锻炼了我的身心，更重要的是深入穷乡僻壤，使我了解到不少民间实际情况和大众生活的疾苦。”

当时，同学间关于应该念书还是该去打仗的争论同样引起了黄培云的思考：作为一个有血性的男儿，我们是否也应该跟同龄人一样去当兵，保家卫国？教授们开导学生说，战争总会过去，我们这个民族在战后还要建设，要复兴。只有国家强大，我们才不会挨打。所以我们不能中断读书，不能中断人才的培养。这种观点使学生信服，为救国而读书成为西南联大人的信念，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西南联大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才。

1938年夏天大学毕业后，黄培云留在清华大学金属研究所担任助教。1941年通过第五届清华庚款留美考试，赴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非铁冶金。 1951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揭开了1952年院系调整的序幕，会议决定对湖南大学、武汉大学、广西大学、南昌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工业学院6所高校有关地质、采矿、冶金的学科进行调整合并，成立独立的中南矿冶学院。该学院定位为以培养有色金属工业需要的人才为主，并要求1952年招生。时任武汉大学矿冶系主任的黄培云参与了筹建工作。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后，校址最终选定在湖南长沙。“建校时最困难的是没有人，我们就在长沙即将毕业的学生中找几个能干的。”黄培云印象深刻的是武大学冶金的佘思明。他负责木工，完全是是从头开始学，边学边干。他们是从学行话开始的。哪些木头耐用，哪些木头会长虫，他们很快就掌握了这些知识。先对学校的桌椅板凳、实验台需要多少木头进行估算，然后再去买，他们总能买到最好的木头。“那木头真是好啊，我家里现在还有几把那样的黑漆木头椅子，结实极了。”黄培云感叹地说。赵新那在一旁补充道：“比什么摩登家具都好。”

佘思明他们又买了马达和锯片，自己装了锯木头的机器，很快，木工厂建起来了。说是木工厂，实际上除了那台锯以外，什么都没有。但学生们就是用它制作了一大批小板凳。

然而，建校不是把桌子板凳做好就行了。几所学校的师生加起来有好几百人，加上当时交通不便，从四面八方到长沙来这个过程就不简单。

最开始的时候连学生宿舍、职工宿舍都没有。从清华大学秘书长职位抽调来筹建学校的陈新民提出“以革命的精神，革命的方法，艰苦奋斗，团结建校”。

黄培云记得，在修整校舍的过程中，实在买不到瓦，他们就自己做瓦。建房子需要大量的砖，他们就自己建窑、自己压胚、自己烧砖。

还有水的问题，学校所在的左家垅一带缺水严重，居民人口多，自然条件差，逼得学校只能自己解决用水问题。学校师生自己设计、自己装管子……靠自己的力量办了一个小型自来水厂。

交通运输也是一个问题。建校时，左家垅一带只有一条勉强可以通过单车的羊肠小道，其中还有一两处连单车都很难通过。学校师生就用锄头一点一点把路铲平、开通，使大批建校物资运往新校区成为可能。

要在1952年11月如期开学，教材问题迫在眉睫。6所学校所用教材的内容、范围差别很大，急需在开学前把各个学科的内涵，范围等规定好。

黄培云回忆道：“我们把6个学校的教材摆在一块儿，强中选优，最后确定以武大、湖大、北京工业学院的教材为主。当时没有复印机和扫描仪，就用蜡纸和油印机。”但这套综合几所大学教材临时编写的教材没用多久，就依据教育部的规定，统一用苏联教材了。

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师生团结一致，以必胜的信念迎来了中南矿冶学院的如期开学。1952年11月，在隆重的开学典礼上，陈新民被任命为中南矿冶学院首任院长，黄培云和顾凌申任副院长。

严肃对待教学工作、严密组织教学过程、严格要求学生，黄培云倡导的“三严”作风在建校以后起到了很大作用。“我们一方面不断改善教学的物质条件，一方面大力培养师资。学院成立时基建只有两万多平方米，实验室、教室、宿舍等都非常缺乏。”大概用了3年时间，教学楼、实验楼相继建立，实验室设备不断补充，教学质量也有了提高。

从1954年开始，学院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改组了院务会议，调整教研组，修订教学计划及教学大纲，对教学法展开研究。

包括黄培云在内的学院领导特别强调科学研究的重要性，认为科研是促进教师成长的重要因素，是提高教师学术水平、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由于积极利用行政管理优势促进教师开展科学研究，中南矿冶学院的教师和学生参加国家科技攻关时捷报频传，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1956年中南矿冶学院培养出第一批毕业生，较强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使这些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 谈及粉末治金学科，黄培云感到无比亲切：“这个学科，我参与了奠基、培养人，更直接见证了它的发展。”

粉末冶金是一门制取金属、非金属和化合物粉末及其材料的高新科学技术，它能满足航空、航天、核能、兵器、电子、电气等高新技术领域各种特殊环境中使用的特殊材料的要求。一些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该领域的研究，而在1950年代的中国还是一个空白。

冶金部把培养生产硬质合金所需人才的任务下达给了刚刚成立两年的中南矿冶学院，要求设立粉末冶金专业。

任务下达，谁都不知道粉末冶金是什么。中南矿冶学院当时的党委书记、院长唐楠屏问谁知道粉末冶金是怎么一回事，黄培云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学过一门30学时的粉末冶金选修课，有点概念，但当时并不太重视这门课程。

唐院长说：“好极了，你就负责粉末冶金人才培养这个任务。”从那以后，黄培云在学术和专业方面由一般有色金属冶金研究，转向集中研究粉末冶金与粉末材料，“我开始一心一意进行粉末冶金教学与科研工作，我的后半生都用于这一事业了”。

“回想起来，我们那时候什么都没有，真是从零开始。学生、讲课教师、教材、实验室都还没有。我们首先在冶金系里成立了粉末冶金教研室，我兼任教研室主任，成员有冶金系主任何福煦、助教曹明德。”黄培云说。

在第一班中有个学生叫吕海波，他毕业后由一名助教成长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与黄培云一起工作，一起出席学术会议。“我们合作的时间超过半个世纪了。”

60年代初黄培云培养了第一批粉末冶金专业的研究生。“文革”中，研究生培养工作中断。1978年，黄培云又开始招收研究生。上世纪80年代，他培养了这个专业的第一批博士生。在培养专业人才的过程中，他先后给学生上过硬质合金、粉末冶金原理等课程。

几十年来，这个专业为我国粉末冶金行业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有一些成为了我国粉末冶金领域的骨干力量，发挥着学术带头人的作用。

培养人才之外，黄培云领导的粉末冶金专业还接受完成国防部门下达的任务。即使在“文革”中新材料研究室的研究工作也没停过。

从新材料研究室到后来的粉末冶金研究所，多年来，研究所同仁共完成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数百项，为我国原子弹、导弹、卫星、雷达等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文革”之后，黄培云和学生们合作扩大了研究领域。与吕海波合作开展了粉末压制和粉末动压成形的应变行为研究，与曾德麟合作开展了水静压制研究，还与杨守植等人合作开展了粉末振动热压研究。

黄培云创立的粉末压型理论和烧结理论，进入了当代国际材料科学和高技术发展的前沿领域，获得了国际粉末冶金界的关注和高度评价。

黄培云评价自己“不是一个活跃的人，比较内向”，这种个性使他在学生眼里常常是不苟言笑的形象。但谈完了正题，他又变得谈笑风生，和蔼可亲。曾德麟教授是黄老上世纪60年代的研究生。他记得那时的每周三下午，研究生们都会例行来到黄培云的办公室。指导、答疑之后，话题也就说开了，国内、国际科技信息、动态、前景、意义，时而分析，时而归纳，学生们可以插话、可以质疑、可以反驳。“遇到不易说清的问题，黄先生就侧身在房门后挂着的小黑板上写写画画，总想让人信服。偶尔，有人还是不服，他就满脸微笑，和缓地说，大家回去再仔细思考研究，下次再谈。”

黄培云牢记着自己当学生时老师的教诲，他当教授后总是鼓励学生多关心所学专业之外的东西，要把基础打得又牢又宽。面对越来越多的博士只关心本专业的现象，他总忍不住呼吁，千万别把博士给培养成“窄士”。

黄培云无疑是幸运的，在战时的中国，他在拥有中国最著名师资的学府读书，在精神与学术上受到多重熏陶。知识渊博、兴趣广泛的名教授讲普通基本课程的风气使黄培云受益并深深影响了他后来的教学科研之路。

黄培云的学生、教师节被评为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的中南大学教授金展鹏上个世纪70年代曾与黄培云共事。黄培云十分支持金展鹏开展的相图计算工作，但金出国两年之后回来，因遇到一些困难，当时情绪不高，“黄院长每次见到我都提相图计算的事，要我抓紧。有一次，他对我说，你要抓紧时间。他引用了一首唐诗：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他的意思是说学科发展也是这样，真正的春天并不是大家都看到的春天，当柳树还是嫩芽的时候，真正勇于探索、有眼光的人会发现春天已经来临了，而等到繁花似锦的时候，到处都是看花人，要赶都赶不上了，对科研目而言，就是把创新的时机放过去了。”

当时的科研条件差，黄培云就拿郑板桥那首《竹石》诗勉励年轻人，进行科学研究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要学黄山的松树，要学石头缝中生长的竹子……

“黄院长指导研究生相当具体，有些程序都是他自己写的。要求学生看的参考文献，他自己也看过。”金展鹏说。

事实上，即使在年事已高的今天，黄培云身上仍保持着这种求真务实、向善向美的品性。《黄培云院士口述传记》的作者郑艳每次去黄老家里访谈，“都见到他坚持学习，见到他拒绝空泛议论，见到他谈起古典音乐时轻弹节奏的手指……正是这些，形成了一种精神的穿透力，穿透各种困扰，保护他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从事真正的科学、真正的学术”。 “我们这批留美的研究生出国以前，清华当时理学院的院长吴有训先生跟我们反复讲，这批考生是各个学校里成绩最优秀的学生，所选的学科是经过反复研究的，都是国家很需要的专业，希望你们能够赶快回来发挥作用。因此我从没有想过不回来，我们那一批学生后来都回来了。1973年赵新那的父母回国探亲，在北京，吴有训先生对老朋友赵元任夫妇说：‘你们的二女儿、二女婿回国来，是对的。’”

黄培云从不怀疑自己作出的归国决定的正确性，在他的意识里，这几乎无需讨论。回国前夕，他的导师Hayward教授问他：“你考虑过留在美国继续工作吗？”他回答：“回不去没办法，回得去我下决心回去。”

1946年12月2日，黄培云、赵新那夫妇登上了从洛杉矶开往上海的轮船。

深受蔡元培先生影响的武大校长周鲠生认定办好一所大学首先要有优秀的师资，所以他求贤若渴，广揽人才，不管是英美派，还是德日派，对于有真才实学的人，他都聘用。他在美国讲学期间就十分注意在留学生中选拔人才，黄培云就是在美国接到武汉大学聘书的。

黄培云夫妇1947年3月到了武大，当时学校很困难，经费极少。但珞珈山的风景使他们感受到了家园的美好。

黄培云说：“学校为了减少一点职工的困难，有一部分工资用实物替代。什么实物呢？现在听起来都令人惊异：盐、几块钱的镍币……为了不贬值，大家拿了工资就拼命买东西。有一次，因为新那怀了身孕，身子不方便，我进城去买东西，好东西别人都买走了，我只好买了个木柜子回来。新那说，行，咱们这个月就吃木头吧。”

“工资的数目越来越大，先是几百块，后来又是几千块，几万块，上百万块钱，最多的时候是几亿几亿的工资。后来连金元券也贬值了。买东西经常得骑着自行车，后面是一大捆钞票，加在一起是几个亿去买点东西。”讲起那时候日子的拮据，黄培云像在说别人的故事那般轻松。他陶醉在自己的工作中，逐步建起了矿冶系的实验室。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常有别的学校的人来参观，慢慢的，武汉大学矿冶系在国内有了点名气。

“培云今年87岁了，用英文说：‘pushing 90！’咱们在一起也将近60年了。”2004年，赵新那在给黄培云的生日赠言中写下了这段话。

谈起他们的相识、相知、相爱，快言快语的赵新那说：“我还记得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别把碗砸啦’。”

赵新那是中国语言学家赵元任的二女儿。赵元任侨居美国后，他的家几乎成了留美学生的“接待站”。周培源等许多早期赴美留学的学者，都曾是赵府的座上客。

在赵家开清华同学会，通常很热闹。几十个人在那儿吃饭，饭后这个表演唱歌那个表演跳舞，常常是吃完饭后盘子和碗一大堆等人清理，黄培云就自告奋勇到厨房去洗碗。“新那到厨房来帮忙，我说用不着了，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就这样认识的。”

那时候时兴男同学请女同学到餐厅吃饭、跳舞，“但我们的情绪不一样，我们国家正在受侵略，对于他们时兴的这些我们不感兴趣。培云不会跳舞，我也不会”。同样的心情，同样的志趣，使赵新那与黄培云走到了一起。而赵元任也早就把黄培云看成家里人了，“培云博士论文交上去的稿子就是我父亲打的”。

1945年7月21日赵元任在日记中写道：发出新那的结婚通知约300份。跟新那、培云、陈福田夫人同去市政厅，City Clark Buck 主持婚礼……

黄培云说：“这是赵家第一次嫁女儿，岳父亲手办理婚事，用中文书写结婚通知书，送到雕版印刷公司制版印刷。通知书上注明‘为省物资以促胜利千祈勿赠礼物为幸’。”

想当年，赵元任与杨步伟女士结婚时婉拒一切礼物，只在家中请好友和证婚人吃了顿饭，被报纸以《新人物之新式婚姻》为题进行了报道。他们简单而浪漫的婚礼在知识界一时传为美谈，引得不少好友效仿。“后来新那和我结婚，我们的两个儿子结婚，也都没有请客。”黄培云说。

黄培云和赵新那在结婚50周年的时候去美国探亲，还专门去了他们当年登记结婚的地方。黄培云感慨地说：“这么多年，我们的感情概括起来就是，志同道合、相依为命、相扶到老。”而赵新那回忆起黄培云70岁生日的情景，只记住了他说的“我从来没有后悔回来过”这句话，“我当时一听，就觉得我们真是志同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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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环评法与新环保法“打架” 究竟该怎么改

在颁布施行了11年之后，《环境影响评价法》（以下简称环评法）第一次面临这么强烈的修改呼声。

不久前，环保部部长陈吉宁提出，要启动环评法的修改工作，希望环评法的修改能够列入人大的工作计划。在3月2日举行的新《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保法）新闻通气会上，环保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别涛也表示：“环保部正在研究对环评制度的改革和对环评法的修改。”

在许多地区雾霾严重的情况下，环评法该怎么修改？如何用好“环评”这个“环保部最大的权力”？

腐败侵蚀环评

2003年9月1日环评法施行开始，作为规划或建设项目的前置性审批条件，环评便一直被视为从源头上预防和控制环境污染的“阀门”。国家环保局（环保部前身）首任局长曲格平更是直言：“环保部真正的、最大的权力是环评，因为项目环评这一关过不了，后面什么手续都办不了。”

但是，这个环保部真正的、最大的权力正在被内部的腐败侵蚀。

今年2月，中央第三巡视组向环保部反馈专项巡视情况，指出该部存在的问题主要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方面：未批先建、擅自变更等环评违法违规行为大量存在，环评服务市场“红顶中介”现象突出，环评机构资质审批存在“花钱办证”情况，把关不严、批而不管、越权审批不仅导致污染隐患，而且加大权力寻租空间等。

对于中央巡视组反馈的环评腐败现象，在3月7日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记者会上，陈吉宁表示，要坚决查处一批未批先建、擅自变更的环评违法行为，要把违法企业纳入诚信“黑名单”，把情节恶劣的企业移交司法。彻底解决环评“红顶中介”问题，决不允许“卡着审批吃环保、戴着红顶赚黑钱”。

但是，环保系统内存在的问题并不只是腐败，还有现行体制本身的问题。

冯永峰是环保项目“自然大学”的联合发起人。他认为，目前我国环保系统内存在的很多问题是由现行的环保体制造成的。例如，由于环评法规定没有办理环评手续的项目可以在后面补办，这就导致企业或项目可以先上马后补办，“未批先建、‘边建设边环评边上马’的项目很多”。

另外，旧有的体制又造成环评资源被垄断在环保部门，有环评能力和环评资质的机构都来源于环保体系内。“这就导致‘红顶中介’和环评资质挂靠情况非常突出。”冯永峰说。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学教授曹明德认为，在现有的环保体制下，由于环评机构不独立，缺乏公信力，环评工作很难开展。他进一步解释说：“一方面环评机构作为事业单位，基本都隶属于各地环保局，跟环保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另一方面，由于建设项目的业主单位是委托方，导致环评工作的埋单人事实上是企业或项目业主。”因此，大多数环评项目基本都会顺利通过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大大损害了环评机构和由他们发布的环评报告的公信力。

对此，陈吉宁公开表示，环保部所属事业单位中的8个环评机构，将在2015年率先全部从环保部脱离，其他地方的环评机构分批分期也要全部脱离，逾期不脱离的，一律取消环评资质。

陈吉宁还表示，要让环评阳光化，压缩环评审批权的空间，强化两项宏观控制。“不能把一个不该建的项目放在生态敏感区和饮用水保护源地，要强化行业的污染源总量控制。同时，我们要下放审批权，强化事中和事后监管。”

环评法与新环保法“打架”

环保法律体系的基础，在经过修改以后，新环保法于今年1月1日正式施行。但是，环评法却并没有跟上环保法修改的步伐。这导致两部法律在某些问题上“打架”。

全国人大代表，金杜律师事务所并购部合伙人吴青今年两会提出的议案关注的就是环评法与新环保法的冲突，以及环评法的修改。

吴青在议案中提出，由于新环保法增设了“政策环评”制度，扩大了环评范围，而环评法对环评范围的规定仅局限于与土地利用有关的方面，以及可能造成不良环境影响的范围，二者在环评范围问题上产生了明显冲突。

此外，环评法与新环保法在对建设项目防治污染设施的规定上也打起了架。新环保法明确规定了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应当满足“三同时”要求：“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并且应当符合经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要求，不得擅自拆除或者闲置。

而环评法仅规定建设单位在对建设项目性质、规模、防治污染设施等进行重大变动后需要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而无需符合此前首次批准的环评文件。“（这）变相允许了建设单位先建后报，与新环保法有明显的矛盾冲突。”吴青在议案中写到。

吴青还表示，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信息是否全文披露，是两部法律的另一个冲突点。新环保法规定，除涉及国家秘密和商业机密外，应当全文公开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而环评法仅规定建设单位在报批环评报告前应举行听证会等，对审批机关是否应公开环评报告全文并无规定。因此，环评法在环评报告公开方面缺乏与环保法对接的条文。

吴青认为，在近年来政府职能转变的背景下，环保主管部门更加注重事后监管，轻事前审批，除重特大项目环评前置外，均改为并联办理。另外，环保部也正在把环保审批权下放到下级环保部门。面临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改革的大趋势，环评制度和环评法也亟需调整、修改，以适应现实的需要。

环评法该怎么修改

环评法的修改和调整已成共识，但是，环评法究竟应该怎么改？

曹明德认为，环评法若修改，应该让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机构独立开展环评工作，而不是由主管他们的环保部门来批准报告和审批环评。“应该把环评审批权交给大众，而不是各级环保部门。”曹明德说。

他还建议，对所有的规划都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因为规划环评会直接影响到具体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开展。此外，应该建立起对环评机构和环评从业人员的追责惩罚机制，对违法批准环评报告的机构和负责人，应该追求他们的行政和刑事责任。

吴青在议案中提出，为避免“先建后报”、“先建后批”等行为，环评法若修改应该紧跟新环保法的趋势，修改为施工、建设、投产必须符合已申报的环评文件。具体来说，应该坚持“三同时”制度：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冯永峰呼吁，环评法的修改应该“保持‘环评前置’不动摇”，不能以简政放权的名义带动各地淡化“环评前置”的地位。他表示，若把环评前置取消，变成并联审批、同步审批，“会削弱环评跟项目博弈的能力”。

吴青则认为，环评法的修改应该全面变更为以事后监管为核心、以环评后监督为重点的体系。例如在总则部分，应强调环评后监管体系的建立等。

虽然主张各有不同，但他们都认同在环评工作和环评法的修改过程中，应该扩大公众参与的程度。吴青引述新环保法的规定，指出公众应该参与整个环评的过程。“从环评报告开始编制起就应向公众说明情况，充分征求意见，审批环评报告的机关应当全文公布环评报告内容。”她认为，环评法应全面修改有关公众参与的条文，充分扩大公众对环评程序的参与范围、监督范围，以及环评报告的公开范围，以符合现行环保法律体系的发展趋势。

曹明德则认为，全文披露环评报告只是第一步，还应该在环评过程中充分征求公众意见，确保他们的知情权，尊重他们的意见。“不能让政府决定建设项目后只是简单地告诉民众，否则会引发群体性事件。”

冯永峰说，“公众的参与不够，会给未来埋下很多隐患，背后的社会风险和代价是非常大的。”他认为，公众参与是环评工作中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环评法的修改应该首先考虑这一问题。

1．哲学专业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第五版，李秀林、王于、李淮春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中国哲学史》上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

《哲学导论》，张世英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

2．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修订版；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修订版；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修订版；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修订版；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冯特君著，经济管理出版社第三版。

3．应用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高鸿业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第五版；

4．法学理论

《法理学初阶》，付子堂主编，法律出版社第五版；（注：法学各专业初试参考书目）

《法理学进阶》，付子堂主编，法律出版社第五版；（注：法学各专业初试参考书目）

《法理学高阶》(绪论及上编)，付子堂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注：法学理论专业复试参考书目）

5．法律逻辑学

《法律逻辑学》，雍琦著，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法律适用中的逻辑》，雍琦、金承光、姚荣茂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法律史

《中国法制史》，曾代伟主编，法律出版社2006或2012年版；

《中国法律思想史》，俞荣根主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7.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中国宪法学》，汪太贤主编，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王学辉主编，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

8.法律硕士

请参考法律硕士联考指导委员会指定书目。

9.刑法学

《刑法总论》，李永升主编，法律出版社2016年1月第二版；

《刑法分论》，朱建华主编，法律出版社2016年1月第二版。

10.诉讼法学

(1)刑事诉讼法方向：

《刑事诉讼法学》，孙长永主编，法律出版社2013年8月第二版；

《刑事诉讼法学》（第六版），陈光中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版；

《证据法学》（修订版），潘金贵主编，法律出版社2016年8月第一版。

《证据法学》（第五版），何家弘、刘品主编，法律出版社2013年1月第一版；

(2)民事诉讼法方向：

《民事诉讼法原理》，田平安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1.侦查学

《侦查学教程》，任惠华、马方主编，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

《痕迹学》，邹明理主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文书检验》，贾治辉主编，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12.警察科学

《犯罪学（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张小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警察法通论（21世纪中国高校法学系列教材）》，李元启，师维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一版。

《公安学基础教程》，公安基础教程编写组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3.民商法学

《中国民法学》，谭启平主编，法律出版社2015年3月版；

《商法学》，赵万一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修订版；

《当代中国内地与港、澳、台婚姻家庭继承法比较研究》，陈苇主编，群众出版社2012年版。

14.知识产权法学

《知识产权法》，张玉敏主编，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知识产权法》，张玉敏、张今、张平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5.经济法学

《经济法学》第四版，李昌麒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经济法学》第三版，李昌麒主编，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

16.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中国土地法理论研究》，刘俊著，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环境资源保护法》，曹明德、张志辽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7.国际法学

《国际经济法学》，张晓君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国际私法》，刘想树主编，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国际法》，王玫黎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8.应用法学

《法律适用学》，胡建淼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9.人权法学

《人权法学》，李步云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人权之门》，张永和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0.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高级英语》（1、2册），张汉熙主编、王立礼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第3版；

《实用翻译教程（英汉互译）》，冯庆华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版；

《法语PEF考试冲刺教材》（上下册），唐杏英、张曼玉编写，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

《新大学俄语简明教程》（二外、零起点、成人），蒋财珍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新版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初级上、下），光村图书出版株式会社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二外德语科目考生，可任选一公共德语课程教材。

21.新闻学、传播学专业

《新闻采访教程》，刘海贵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新闻写作教程》，刘明华、徐泓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外国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童兵著，中国人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中国新闻事业简史》，方汉奇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限新闻学专业考生）

《外国新闻传播史》，郑超然、程曼丽、王泰玄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传播学教程》，郭庆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任何版本均可；

22.政治学

《政治学导论》，杨光斌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四版；

《西方政治思想史》，徐大同著，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比较政治制度》，宋玉波著，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中国政治思想史》，曹德本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行政管理学》，夏书章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3.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学》，陈振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公共行政学》，邹东升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1月第一版；

《公共政策学》，黄顺康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一版；

《管理学》，周三多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三版；

24.企业管理

《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五版），周三多、陈传明、鲁明泓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版；

《管理经济学》（第六版），吴德庆、王保林、马月才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版；

《企业管理学》，刘新智、黄燕萍主编，科学出版社2015年2月版。

25.翻译硕士（英语笔译）

《高级英语（第3版）》（1、2册），张汉熙主编，王立礼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刘军平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英汉翻译简明教程》，庄绎传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

26.新闻与传播硕士

参见第21新闻学、传播学专业参考范围。

27.公共管理硕士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英语（二）考试大纲》，高等教育出版社，当年版；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管理类专业学位联考综合能力考试大纲》，高等教育出版社，当年版。

28.金融硕士

《金融学》，马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金融学》，黄达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公司理财》，罗斯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第九版。

29.审计硕士

初试使用教育部考试中心或教育部指定相关机构编制的考试大纲。

复试使用《审计》，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编，经济科学出版社最新版；

或《内部审计准则》

加试使用《审计学原理》（第六版），李凤鸣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版；

《会计学基础》，陈艳利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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